我对政策的加码，以及规则对人的异化，最早的记忆，感知，思考和愤怒几乎全部来自小学。
小学四五六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搞过一种常见的“加分制度”。
按时完成作业，为班级做了xx事，运动会得多少名，这些都可以加分，至于加多少，权重如何，完全由老师随缘制定。每周五下午进行小队评比（中国的中小学教室的座椅大都被分成3-4列，每列6-7排），4列分为4组，积分最高组可免去1-2项作业，最低组加罚1-2样作业，通常是些抄写的重复作业。
2006-07年，手足口疫病盛行，彼时流行“烧醋”，用熏醋蒸汽于教室来杀菌，因此班主任下令号召同学从家带醋来杀菌，多带有（奖）赏，无非是多加几分，通常是5-10分，这已经是很高的奖励了。彼时250ml包装的袋装米醋陈醋也越为3-5元一包。
但不知为何，为了加那几个虚无缥缈的分，带醋这项任务不但成了摊派，还卷了起来，有人带1-2包来学校，被同学斥为没有集体荣誉感，有人一次带了十几包。袋装米醋堆满了教室后的角落，粗略估计越有一二百包。就这么闲置在教室后墙根小半年。
至于熏醋了吗？薰了，大概只薰了2-3包，该行为就让女数学老师给喊停了，毕竟烧醋用的贴水壶放在黑板底下，并且还烧干了。半年后，班主任在面对如何处理这几百袋陈醋米醋的时候，面无表情甚至略带嫌弃的说了一句：哎呀你们怎么还不扔这都坏了。
被浪费的几百袋醋，浪费的理由仅仅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十分民科且迷信的传言，以及加分制度下小学生们的疯狂和内卷。换来的仅仅是几个虚荣的数字和几项可有可无的书面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