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校园里有“护导生”，他们由每个班轮流选出，带着红袖标，对校内的违规行为有着”扣分“大权。
每周一晨会，按惯例都会有如公开处刑一般公开播报各个班级的纪律，卫生分数，并颁发纪律红旗和卫生红旗。我猜它极有可能和班主任的绩效工资挂钩。不然班主任不会用各种今天看来PUA式的话术来进行集体教育，直接逻辑就是：你的违反纪律/卫生行为给班里扣分——班里丢失评优/锦旗——你为班级抹黑——你没有集体荣誉感——你害了全班人（失去了荣誉）。
这种道德绑架形成的舆论压力是巨大的，曾经有个戴眼镜的小男生因为某项问题被扣了一分，被班主任像审犯人一样扔到讲台上接受”公审“。而我们表达”愤怒“的方式，则是用共产主义儿童文学所特有的，极富有抑扬顿挫的强调，来集体高声怒吼他的名字，例如把刘三菜喊成：刘~（第一个字时全班人声音还不齐）三（蓄力）——菜（齐声提高语调怒吼而出）————————！！！
而那个男同学的反应我至今难忘：他难受地哭了出来，大声喊道”我给班里抹黑了！我对不起大家！“并快速90度鞠躬，或许在共产中国，当众下跪的频率比不上日本的”土下座“，不然我毫不怀疑他会在那个时间点当众下跪————尽管代表旧时代礼节和阶级象征的下跪动作所内涵的惩罚性、屈辱性在今天远大于”土下座“。
我也曾经因为中午下楼梯扶了一下栏杆被扣分。我至今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抓扶一下楼梯栏杆会是一项违反校纪的行为。只记得那个小男孩满脸的凛然正气，嗓门洪亮，仿佛我犯了十恶不赦之罪，要把我绳之以法。
有趣的是回到班里之后的反应，因为我是“好学生”，因此班主任认为我“罪加一等”，因此那节课我一直站着接受同学们的监督，直到他们觉得我“羞愧的脸红“了为止。我那时的记忆也很清晰：”脸红到底要怎么装/演/做出来？是自然现象？还是可控制的生理反应？”。班主任把惩罚我的“权力”下放给了我的小组长，他下课后真的很认真的和我说了一句：
”你是想让我打一顿，还是罚作业，还是一会去把教室的地给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