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ha Allah是伊朗人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大概意思是“如果真主意愿的话”，比方说今天我俩约好，后天早上十点相约在街角的咖啡馆谈事情，那么伊朗朋友可能会说，isha allah我们后天早上十点见。
曾经还跟波斯语老师argue过这个事情，我问她你们伊朗人说isha allah，这到底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事情，怎么听起来这么不情愿。她说不啊，这就是确定的约定呀，但是你怎么能保证明天会发生什么呢？你能把握明天的命运吗？想想也对，万一后天堵车了呢，似乎也并不是每次约会都能准时到达。Isha Allah这句口头禅不仅存在在伊朗，相信在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外国人都会为这句话感到抓狂，到底是确定还是不确定？如何去体会这样一种认知，明明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用着手机用着视讯的现代人，竟然仍然会认为唯一的确定性来自于一个超验者？这对我们这种外国人来说真的是大大的culture shock。 伯纳德·里维斯在《哪里出错了》（What went Wrong？）这本中东研究的经典名著里，专门有一张讨论了时间观念与现代性的问题。他似乎认为中东人的不守时，完全就是现代化失败的表现。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时间观念，准确地安排自己的形成，追求准确性，这本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所带来的最直观的体验。每个人都应该各司其职，在规定的时间做规定的事，以用最好的安排来投入生产，换得最大的效率，这样的时间观念其实并没有在被殖民者身上得到最“完美”的嫁接。
曾经最准确的时间，也就是那种人们每天最能够感知到的时间，自然来自于每天的东升西落，以及用每天的天象来计算的礼拜时间。在这个基础上，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同样发展出了发达的天文与地理知识。守时，或是追求最有效的时间管理，也许它已成为了现代社会“最文明“的美德之一吧。你为什么今天要提早出门，是因为要避开堵车，准时地到达公司，投入你一天的工作。这是现代人自以为的最能把握的确定性，甚至这根本是不言自明的。难道不是吗？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公司会喜欢一个不会管理时间的人吗？在所谓的“被殖民地”生活，试图理解这样一种完全的不同的文化观念，总是会带给人一种爱恨交织的感觉，对不信神的人来说，相信这种不确定性真的就是一种确定性，的确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适应。我们一方面痛骂着当地行政系统的无序，拖拉，缺乏效率，一方面又在这种绵延性的时间观带来的快感。用低效率的“摸鱼”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声的抵抗，这似乎也被最时髦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接受呢。
又是一个“抵抗”的例子（见“一天世界”邮件通讯“旧文：如何反抗”），有趣的是，日本社会与之相比则是极端的反面：极端地追求效率，极端地追求守时，同时也以极端频繁的“私密马森”为人所熟知。日本的房屋相关信息中，除了房屋本身的参数外，也会附上“距离xxx駅（地铁站）徒步xx分”的信息。这个徒步距离自然以5-7分最佳，7-12分次之，15-20分的时候则同户型的房租租金费用则稍打折扣。沿三环路环绕北京城的10号线地铁候车月台上的屏幕写着距离下趟地铁“约x分钟”，和精确到半分钟甚至是15秒单位的日本JR/新干线比起来也是实属小巫见大巫了。至于传说中的“因地铁延误而用广播疯狂道歉”的经历，我也确是在19年乘坐品川-新横滨的快轨时经历过一次，只不过没有那么夸张就是了。
日本历史上虽不是被殖民国家，却全面的在明治和昭和时期引入了普鲁士（德）和美利坚的系统与模式。前者促成了日本的近代化，后者令日本经济从55-85年腾飞至全球第二。年轻人极度追求“定时”（准点下班），例如《大门未知子》和《我要准时下班》。对时间的严守固然是资本主义话语下对公私边界的“底线”，然而日本人守时的另一个理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这虽然看起来是“日本人的信条是体谅别人和为他人着想 ”（EVA第八话葛城美里：日本人の信条は差しと思いやり）。然而在军事化和福特主义的历史影响下，它似乎更像是一种“免责声明”——即“我做好了分内的事，之后即使出现意外也不要甩锅。“
眼熟吗？
还可以换个说法。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 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世说新语《陈太丘与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