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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评 大友良英《我成长的音乐时代》:“品味”与“趣味”的听觉养成史

    大友良英近年出版的一部半自传式随笔集《我成长的音乐时代》由明室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我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购买并阅读了这本书,并且录制了一集podcast来谈论我的感受(详见节目《喧哗上等》网站kenkajouto.com)。但是这篇豆瓣书评,我想谈论一些更加细节的东西。

    在这本书中,大友良英按照时间顺序谈论了他成长过程中受到的“音乐熏陶”:幼年时期生活在母亲的老家横滨,赶上了战后恢复期(1945-1964)的尾巴的大友,凭借儿时的记忆和成年后对记忆和历史的回溯,勾勒出本书的第一章——战后初期日本的流行音乐场景以及它们在艺术上的“前卫”之处;开始上学之后的他又返回了老家福岛,在本书的二、三章里着重描述了他对摇滚乐和爵士乐——特别是进入高中之后实际开始学习演奏以爵士乐为首的各种音乐——的体验。

    大有良英对我来说是世界观一样的存在——首先是他的另一本书《MUSICS》是我得以进入日本实验音乐、爵士乐场景的敲门砖,进而让我开始了“日本声音艺术”的研究。作为“成长”的回忆录,大友对他80年代以降的生活和创作谈论的甚少,这段时期相关的个人自述、采访、文章、讲演相关的内容,诸位也可以从《MUSICS》一书中和本书中的一些内容互为印证。其次,若是以大有良英作为认知的出发点的话,通过他的作品可以去了解到更多和当时的时代的发展的变革中的一些相关的人事物,包括其他的作品。例如爵士乐。在你了解了大友之后,他延伸出去的首先是自由爵士(阿部薰 高柳昌行 山下洋辅)。若是论及实验音乐,则首选Sachiko M、GroundZero、音响系等相关音乐家。至于噪音音乐。则完全可以从80年代非常阶段、灰野敬二、秋田昌美等人入手。而这些则恰好可以通过这本新书得到印证。

    大友出生于1959年,虽然9岁前生活在横滨,却一直以福岛县人自称。谈到一名实验音乐家,吉他手,作曲家,同时也是电影配乐家,同样因为福岛核泄漏和3.11大地震组织参与过各种和音乐相关的社会活动,同样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一本个人“自传”。或许你们首先想到的人是坂本龙一。其实这两个人是可以放在一起来谈的,因为的确有着明显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首先,坂本龙一是出生在1952年,大友是1959年,这两年对日本来说都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年份,首先是1952年,说旧金山合约的签订,日本终于在1945年战败之后名义上恢复了主权国家的身份。而1959年则是非常著名的日美安保条约斗争。安保斗争导致了数百万人的种游行,示威,罢工等等,也是日本历史上都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事件。两人虽然年龄相差7岁,但是在青年时期所经历的社会环境与氛围则十分不同,坂本是真正的“团块世代”,参与过学生运动,上过街,沉浸在左翼思想盛行的六十年代。比起半自学成才的大友,他接受的是非常顶尖的教育(东京艺术大学,当时日本最顶尖的音乐学府)。而等到大友开始上高中的时候,日本经济早已腾飞至世界第二,左翼运动亦式微久已,这种”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氛围中,文化艺术比起六十年代更倾向于”去政治“或是“娱乐化”。这些成长经历中的时代差距微妙地影响了二人后来的创作:坂本龙一得益于在电影配乐领域中在国际上的成就,在后期的创作和活动中更加强调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一面。而大友则更加深耕于实验音乐和即兴音乐,看上去更加“学术”。

    尽管在90年代大友凭借《蓝风筝》《女人四十》等中国电影以及相米慎二《风花》等文艺片的配乐开始在圈内小有名气,但是直到2013年的晨间剧《海女》引发日本巨大社会反响并成为现象级热门作品之后,大友良英作为日本“国民作曲家”的印象才得以确立——在前一年他刚刚获得了艺术选奖日本文部大臣奖,这是日本政府对各个艺术领域获得优秀成绩的艺术家们的最高表彰之一。这一印象又在参与了后来的NHK大河剧《韦驮天——东京奥运会的故事》的配乐之后得到了强化:众所周知,每年为“日本央视”NHK的头号历史题材电视剧——大河剧(时代剧)进行创作的团队,必定是相关领域从业者中的佼佼者。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电视剧的编剧都是中国日剧迷所熟知的“宫九”宫藤官九郎。

    从事影视配乐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在作曲、编曲层面有过硬的技巧和创意,亦需要在视觉层面对影像的视听规律有相对应的感知。在本书中,大友良英回溯自己对于“影视”的兴趣和印象时,谈论到了他孩提时代印象深刻的两部作品:一部是音乐喜剧综艺《肥皂泡假日》,另一部则是特摄剧《铁甲人》。巧的是这两部作品都与爵士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肥皂泡假日》是由日本爵士乐早期的重要组合“花肇和疯狂猫”参与企划、主持和音乐演奏,而《铁甲人》的作曲山下毅雄则在1967年日本自由爵士场景方兴未艾的时期就创造性地在表现未来、科幻题材的特摄剧的原声音乐中大胆使用了自由爵士(Free Jazz)的要素————在今天,喜欢日本二次元文化的观众或许会因为渡边信一郎&菅野洋子搭档创作的《星际牛仔》《坂道上的阿波罗》而津津乐道,或是热情洋溢地谈论《鲁邦三世》《机动战士高达ThunderBolt》中大量充斥着经典和现代风格的爵士乐。大友的书让我们意识到,在日本影视作品中灵活地使用和化用爵士乐,不只是来源于某几位才华洋溢的艺术家的灵机一动,更是日本音乐文化脉络在近百年来发展和变迁的自然产物。

    进入高中之后,大友开始“泡吧”——当然这里指的是ジャズ喫茶,即今天通常被简单的翻译为“爵士咖啡厅”。日本爵士乐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普及,不仅是战后东亚爵士乐场景的迁移,或是驻日本美军的“文化入侵”,更是日本经济社会形态发展至中产阶级大量崛起后的结果。实际上在六七十年代的ジャズ喫茶也不只是一个单纯传播爵士乐的餐饮场所,还包含了今天Livehouse的某些功能:例如大友高中时期常去的的咖啡馆Passe-Temps就时常策划演出,并且能够举办包括阿部薰、高柳昌行、金井英人在内的自由爵士演出——这几个名字几乎代表了日本自由爵士界的半壁江山。这种奢侈对中国听众而言或许是难以想象的——你可以在Bluenote,或者北京的江湖酒吧、东岸、DDC或者上海的Jz Club、林肯中心等爵士乐的场所听到高太行、刘玥、杨明、刘晓光、黄健怡、李晓川、阿布等中国本土的、优秀的爵士音乐家们的演出,但是在二线或者三线城市呢?福岛县在日本的东北地区,倘若中国东三省的任一城市在街边的“爵士咖啡馆”或是Livehouse中如同周末节庆般地举办类似的活动,那才是稀罕事。更不必说自由爵士这种“噪音”了。

    倘若你是第一次接触到大友良英这个人,不妨把他书中的内容当做一个歌单。这本书的重点虽然是陈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但必须承认的是,日本战后的音乐产业和音乐环境是非常优秀的。时至今日,日本依然是全球最大的黑胶(LP)唱片市场。而“前卫艺术”或是”实验音乐“亦并不稀罕。1960年代少年时期的坂本龙一能够在东京的草月艺术中心听到约翰.凯奇在日本的门徒们效仿他的观念创作出的作品;高中时期的大友良英亦可以通过广播听到皮埃尔.舍费尔和施托克豪森——这两位被今天的音乐学院奉为具象音乐和电子音乐的开山鼻祖——的作品。作为一种方法论,大友良英的经历也在向我们展示一种“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精神。不管是爵士乐、摇滚乐还是实验音乐,这些都化作了创作的养分,在他回溯和考察过去的日本音乐史的时候不但有新的发现(例如山下毅雄),也可以为自己的创作添加新的要素(例如书中介绍的那张致敬专辑《斩杀山下毅雄》)。贡布里希那句“没有大写的艺术,只有艺术家而已”在今天的日本依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艺术的世界是广博的,大友良英的书未尝不可以成为一块新的敲门砖。

  • 大友良英 MUSICS 3 电影

    今天要讲的不是电影音乐和制作方法,而是通过电影来思考人的耳朵到底在听什么。因为我不是医生,所以对耳朵的结构和生理学上的知识也只是略知一二。耳膜震动传递到耳蜗[1]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原理参考医学书和与耳朵相关的专业书应该会很有趣,所以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今天就不讲了。我姑且也算是电影音乐的专业人士,所以从现在开始讲的则是有关这方面的方法论。仔细倾听电影里的声音,反而能发现人类平时用耳朵这种感觉器官在做什么。我想以多年从事电影拍摄的经验为基础,对这方面进行一番探讨。

    开始做电影音乐之后,我在拍摄现场感到最震惊的事情是,原来电影的声音是后期添加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电影的音乐并不是在拍摄的时候播放的。台词也有后期录音的时候,而且我知道音效也会在后期添加各种各样的声音。但并不只是在后期简单地加入这些声音,而是属于一种对电影本身所涉及到的全部声音元素进行雕刻、打磨的缜密工作。哪怕是从细小的表现细节所产生的声音。这些情况是我在拍摄现场才得知的,着实感到震惊。如果只是普通的电影迷,是不具备从这方面考虑的“电影观”的,之所以让专门的人来负责电影音乐,并不是说想着电影音乐随便做做就好了。在思考电影音乐的时候,怎样能让它和电影整体的声音设计融为一体,是我想象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所以说, 真的到拍摄现场的时候,咨询现场的录音师和声音设计师,或者悄悄观摩影片的拍摄,或者及时跟进后期的视频粗剪以及音频剪辑、混音阶段,和后期制作人员一起工作。这些已经足够成为与声音相关的实验和技术宝库了。让我们来看看实例吧。例如(播放示例影片),画面里一辆车开了出来,此处当然能听到车的声音。就算现在场景变了,但车声也会继续存在。看上去没有任何不自然,听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是在拍摄的同时录下了声音的话,就不可能发出这么美妙的声音了。尽管是简单的一辆车的声音,现场摄影可能无法录制如此干净的效果声。

    七八十年代的 日活ロマンポルノ(日活RomanPorno)公司制作的低成本情色影片中,几乎都是只有摄影部门在现场拍摄。由于电影是多部门共同作业,摄影部门和录音部门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分的很清楚。低成本的电影中,录音跟着摄影进行拍摄需要消耗额外的成本,因此录音不会去同期录制,而是后期让演员进行配音,这是大家都了解的。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止如此,当时的低成本电影里所有的声音都要后期添加,例如刚才说的汽车音效。不只是这种浪漫情色影片这样做,当时的大多数电影都是在后期环节才开始添加声音。例如背景声、汽车声、街道的嘈杂声、脚步声、群杂、海和风等音效。当然现在的情况要好很多,现场跟随摄影机的往往有多只话筒,除了录制对白,还会现场收录周边其他的各种声音。但是尽管如此,这些现场录制的同期声也不会未经处理就直接使用。关于这一点我将举例详细说明。

    早期以电影声音为职业的“工人”们,他们的工作真的是光看着就很有趣了。现在虽说是上了一个台阶,从音效素材库中将数字化的声音文件通过Protools这样的数字音频工作站与画面进行音频的贴合变成了一般流程,但是趣味却略少了些。当年的影像一看便知是使用原声乐器,犹如现场演奏一般,边发出声音边配合影像之类的,通过模拟磁带录了不少东西。只是看着声音的后期制作工艺,就已经令人神魂颠倒了。例如衣服摩擦的声音来表现男女缠绵的声音时,一把年纪的老大爷现场借用了一个女孩子的衣服,仅将两件材质不同的衣服配合画面进行摩擦便实现了相同的效果,令人佩服。仿佛影像中真的有一位性感的女演员发出了挪动身躯时衣衫婆娑的声音,然而实际却是一位白发老大爷现场拟音的结果,这么一看着实是有点心塞呢(笑)

    在为跑步、打架等场景进行拟音时,通常使用三双鞋,左右脚各穿一只不一样的靴子,然后单手再拿一双。这样便可以制造三人份的脚步声了。不过这样执行起来可能看着更像是个打击乐演奏者。有趣的是,仔细看打架时每一个动作的场面,往往跟声音不是完全严丝合缝的“对点”。音乐的重点表现部分跟画面是合拍的,其他地方也只是感觉到位了即可。但是整体听起来还是很合拍的。现如今,使用电脑一点点仔细的拼贴编辑令声画同步。回过头来看,反而有种沉闷不自然的感觉。 现实中我们在生活中发出的声音并没有正确地与身体的外表动作相联系。 比如说,玻璃杯像这样放置的时候,稍微加点角度,放置的瞬间的声音比看起来实际放置的瞬间振动幅度要大得多。 人无意识地知道那件事。 不仅如此,因为声音的速度比光慢,所以来自远方的声音一定比动作慢一点。 在编辑效果音的时候,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些。 电脑发出的节拍和人们敲鼓的节拍明显不同,效果音也如此。

    还有一个和音乐相似的现象,在我们讨论声音和影像的关系中也会出现。 即两者的节奏相互拉扯的现象。 刚才提到的吵架场面的音效。如果是要将殴打的声音作为重点,那么类似桌椅倒塌等声音就要被相应的压低。还有那些“粗糙”的声音,和已经编辑的很密的声音相对比,又会在声音和影像之间产生一种很粗野的偏差,呈现出使电影更具律动性的,独特的架势。这种情况就是影像和声音之间相互牵扯形成的“拉扯感”。作为“剧伴”的音乐,我认为也同样具备这种“偏差”和“拉扯感”的效果。

    但是,在欣赏时下的好莱坞动作影片时,我们发现这种思考方式可能也过时了。我很喜欢那种具有“匠人精神”的原声录制的效果声,但是正如现在大受欢迎的,堪比CG画质的影像一样,声音也正在走向一条“CG化”的道路。这可能就是21世纪的时代性吧。站在未来的角度反观现在,现有的声音制作工艺肯定也会被视为怀旧、甚至是过时的“老炮儿”吧。好坏我们暂且不说,但是电影的声音确实在近2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谓电影,基本上只是传达画面框架中发生的事情。 对于观众来说,框架的外侧是自己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世界,实际上并不提供任何视觉信息。现实的画框外也不过只是电影院的墙壁而已。 拍摄时镜头的框架外面是摄影器材,所以在看电影的时候,观众也不会蠢到去做那种事。 电影为观众擅自提供了另一种名叫“现实”的错觉,令他们进入电影的世界。 声音的任务则是大大增强了这种错觉。 声音不会被框架所束缚,最重要的是人耳这个器官所作的不仅仅是听到声音,也在无意识地感受到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比如说坐公交车的场景,摄影的时候公交车可能真的没有动。但是要制造公交车看起来是在动的错觉,因此演员们便会假装摇来晃去、或是在轻轻晃动摄影机的同时配上公交车行驶的音效。光是这样做就能制造以假乱真的公交车效果,这时候,听到公交车声响并且看到画面里人在摇晃,观众自然会将其解释为“人坐在公交车里”。没有人会在看电影的时候一一考据这些。没有转换成语言的思考过程,只是自然地形成了“画面中人在坐公交车”的认知。你可能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实际上如果仔细地思考为什么它表示“运行着的公交车”的时候会发现,视觉,听觉,还有读取这些状况设定的前后文关系等等,各种要素的信息混在一起。电影创作者们,特别是声音和影像的工作者,都是一个一个地考虑着这样的事情而制作的。 把通常情况下想不到的状况仔细的进行编导,运用优秀的技巧来创造。 所以,观看的人不用逐个地动脑筋思考,也可以自然地进入那个世界。

    例如,假设咖啡店里有男性和女性说话的场景。 在咖啡馆场景开始出现在镜头的时候,店里的背景音乐和人说话的嘈杂声等全都正常播放。 但是,两人在那里开始聊天的时候,背景音乐和环境声要在不知不觉间音量减小到几乎消失。 当我注意到的时候,荧幕上就只有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了。这是电影电视中常用的技巧。 消除周围的声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不会觉得这样不自然呢?因为观众会专注于两人的对话,也就是说观众“入戏”了。 “这两个人之后会怎么样呢,分手吗? 不,不该在那里沉默,要是早点表白就好了”……类似这种怦然心动的心理活动,观众在观看的同时沉浸到电视剧的世界中。这个时候,咖啡店的背景音乐和环境声理所应当地消失了。现实世界里虽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听觉也会像刚才那样自动对听到的声音进行调节。请回想起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的“鸡尾酒会效应”。在咖啡店讲话的时候,被对方的有趣发言所吸引的时候,是不会注意到其他声音的。周围的声音会无意识地被“消音”。但是,当对方的谈话内容完全提不起你的兴致时,比起对方的声音,也许店里的背景音乐更能引起你的兴趣吧。我们的耳朵只会忠实地体现自己所关心的内容,而电影向观众传递的声音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被设计的,它反过来对我们平时的内心活动进行模拟。因此我们会被这样的设计所吸引。

    还有一点,我们实际看一部片子来边思考边进行说明吧。这是由小泉今日子和 浅野忠信主演,几年前去世的相米慎二导演的遗作《风花》[2]。大家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的片头,相米导演用他擅长的长镜头拍摄方法,这场数分钟的戏里只有一个镜头。暂且不讨论表演技术,片中的声音和情景设定也完全没有经过刻意编排,这样原封不动地使用了公园的同期声,力求让观众感受到清晨时分公园的风景。【放映中】

    大家还想继续看吗?时间关系,想看后续的可以去租碟来看(笑)。现在开始提问了,大家在这个片段里看到了什么?啊呀,怎么没人回答呢?别考虑那些诸如“陌生”、“忧郁”这些复杂的问题,我们又不是上哲学思辨课(笑)。其实是很简单很朴素的问题,即使是小学生也可以答的出来。

    首先是樱花树下躺着的两位演员,对吧。然后呢?

    ——小河

    ——晨雾

    ——身后的住宅

    ——像石墩一样的东西

    好的,也许大家还看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大家来回忆一下从刚才的片段中听到了什么吧。演员的台词自不必说,除此之外呢?

    ——乌鸦的叫声

    ——鸽子

    ——青蛙叫声

    ——水流的声音

    ——衣服拉链声

    哎呀,越说越多了呢,其他的声音也有很多吧?跺脚的声音、树叶簌簌的声音、鸟叫和脚步声,大家觉得这是什么季节呢?开头的时候樱花树正在盛开,不过樱花却不是假的。其实电影拍摄的时间也正好是四月初那个时令,刚刚好。但是你们看到的晨雾却不是真实的,而是用烟饼之类的东西熏出了清晨雾霭茫茫的效果。录音用了一个长长的挑竿举着话筒在不进画面穿帮的前提下拾取演员的对白声,同时旁边有其他制式的话筒来收取周围的环境效果声。但是这些录音素材也不是原封不动的使用在电影里。至少除了对白意外的声音很多都不是现场录的。当时拍这场戏的地方是在井之头公园,我那段时间正好住在附近,得以一窥当时片场的部分情况。去过那个公园的人可能知道,平时那里经常有乌鸦在叫,特别是黎明拂晓时分总能听到“嘎嘎”的叫声,这对录音来说就很要命了。第一场戏的拍摄现场受限于自然光的条件,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拍摄,没有多余的机会。刚开始拍摄的时候由于乌鸦叫声过大,着实被吓了一跳。听到导演在现场生气地说:“赶紧给我把乌鸦的声音去掉!”这显然是强人所难的要求,但是也难怪。要是纵容这些乌鸦没完没了地叫,这电影就变成恐怖片了。机器周围拾取环境声的话筒录到的几乎都是乌鸦的叫声,那就全部不要。只保主话筒的声音,然而即便是拾取角色对白的主话筒也很难避免不录到乌鸦的叫声。因此只能把除了念对白之外的部分都剪辑掉。因此你们听到的台词部分带有的乌鸦声都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可以后期补录对白来代替同期声,但是相米慎二导演对后期配音的态度是能不用就不用,因为后期配音无论如何都会在电影中显得不自然,或者说增加“演”的痕迹。就这样,对白部分的声音通过剪辑保留了下来,那么其他部分的声音就都被消掉了。因此理所当然地,需要在后期为该场景重新制作环境声。

    现在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我们听到了樱花树旁边有小溪潺潺流水的声音。但是实际上这条小溪在画面里有吗?没有吧。至少镜头往后拉远之前我们是不知道旁边有条小溪的,然而我们在片头一开始就听到了小溪的流水声。其实在现实中,这种路边的小溪由于流量过于小,真实状况下是几乎听不到声音的。真的是涓涓细流,但是在电影里却能清楚地听到声音。首先在一片漆黑的影像开始的时候就让观众听到了小溪的声音,因此观众自然会产生先入为主的“哦,这里有条小溪”的认知。虽然没看到实景,但是无意识中形成了画外有一条小溪的设定。这个声音与其说是被设计的,不如说是具有“欺骗性”的。

    接下来听到的是青蛙的声音。小溪里有青蛙,这是再自然不过的感觉了。但是请稍微想一下,这可是樱花的季节哦。这个时令的东京不可能会有青蛙。这当然也是经过编排的。随着影片的进行,小溪的景象和青蛙就成为了很重要的关键词。那场戏中,首先给观众以小溪和青蛙的听觉印象,虽然听到的是写实的声音,但是脑海里一下子就由声音的拼贴组合形成了一个架空的世界。

    小溪的声音在整场戏中都在流动,但是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其中音量的变化。开始时在给予观众小溪的声音印象之后,立刻就随着对话的展开稍微降低了音量。仿佛是作为代替,加入了一点小鸟的声音,然后音乐响起。之后小溪的声音便一直流淌着。但是等到音乐结束、台词起来之后,流水声的音量又突然减小了一点。对应到影像就是,摄影机一下子像两人拉近。这样一来,小溪似乎也像是靠近了两人一般,音量本该提高些,却随着摄影机的移动降低了一些。接下来有台词的地方也按这种感觉做的。简直就像交响乐一样,不是吗?这种看似云淡风轻的编排,虽说不过只是个长镜头,但是声音的每一个细节都被解构了。尽管只是添加环境声,但也不是马马虎虎地贴一些符合气氛的音效就能应付了事。这已经是在按照明确的戏剧的方向来进行的设计。所以最基本的,应该是冷静的去分析人的耳朵平时是怎样识别、感受周围的状况的。

    田口兰迪[3]女士曾经在散文集《消费也无法令她快乐》中说了一段很有趣的话:从出生起从未拥有过视力的盲人,通过手术之后变得能看见东西的故事,乍一听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实际并非如此。视神经与外部的视觉信号相连接的那一刻之后便是悲剧的开始:虽说目能视物,但是花花绿绿的颜色在眼前频繁移动的结果 

    仅仅是一个迷幻般的世界。若无法掌握远近感,就连人也无法分清,不过是颜色的水平晃动罢了。 以前即使眼睛看不见也能晃晃悠悠地走,但一连接视神经就走不动了。不知道该怎么走。真是可怕又不幸的故事呢。

    人这种生物,不是说看到什么东西就能立刻理解。大脑把视神经传递过来的信息进行解析,无意识地理解了位置的远近、以及瞬间分明什么是人、什么是石头等等。对刚才他那个情况来说,我们拿电脑来打比方吧。名叫“摄像头”的硬件在运行的时候,用来分析、解析它的软件并不存在。人在刚出生的时候眼睛也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吧,那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不是“眼看不见”,而是分析视觉信息的大脑中枢无法理解。恐怕在人的早期阶段,这些视觉信息是不是势头过于猛烈,以至于大脑中枢一时间理解不了这些信息呢?像是用了很快的速度做了一个软件一样,然后孩子就会理解“哦,这个是妈妈的脸,她身后是墙壁”这样的视觉信息。而且,比起身后的墙壁,对婴儿来说似乎更能感知到眼前的面孔。这一定是人类身体里本能的某种“程序”在驱使视觉中枢这个“软件”的缘故,才能以这么快的速度“解冻”这些机能也说不定 。刚才说的那个盲人的例子,他的脑内的这个“软件”似乎就并没有很好的起作用。不是获得视觉信息就足够了,如果没有处理它的“软件”,那么也是一样看不清东西的。


    2

    虽然这不过是个人的见解,但我觉得电影里被我们认知的“声音”,有水平和垂直两个层面。水平指的是沿着时间轴的声音的变化、通过某种声音和下一个声音的连接而被识别的声音。在电影中,代表性的声音是台词,其次是被称为“剧伴”的电影音乐。另一方面,垂直的一方,并不是随着时间轴变化的声音和声音的关联,而是通过某一瞬间时刻响起的声音来认识世界。比如像音响分类中的环境声那样表面上可能并不突出什么,但是实际作为收听场景周围这个领域的声音在发挥作用。不同于电影时间轴中依靠声音元素之间的衔接来生成意义,而是仅靠瞬间听到的信息便能把握自身的位置、周围的状况……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不合适?至少我们的耳朵除了像对白和音乐这样,根据前后文关系来认知意义的听取机制之外,还存在一种非认知的、依靠瞬间响起的声音便能够无意识地把握一些例如画面所处位置信息等情况的“第二种机制”。这样是不是可以说,两种机制带相对应的情况下相辅相成,共同在这个领域里发挥作用了呢?[4]

    《风花》这部电影片头的小河的声音,其实出现了好几次。尽管这种事情不太会被谁注意到,但是这个声音却给看这个片子的人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不知不觉中就起到了类似导火线的作用,在观众心里制造了某种“空气“般的印象。多少令人的下意识产生了某种闪回的效果。这并不是《风花》所特有的细节,几乎所有电影都带有这种体现声音编辑功底的东西。

    跟片头这个环境音一同响起的,还有一首我用笙、吉他和曼陀林写的主题音乐,随着影片进行缓缓流淌。套用刚才的话来说,通常情况下的电影音乐属于需要水平地认知的声音领域。但是这部电影里我稍微做了一点不同的尝试。普通的电影音乐需要和场景的气氛相对应,需要倾向于制造某种感情,或者说感觉(例如悲伤、喜悦或者是危险,节奏的快慢,情绪的轻重等等 )来发挥它的作用。《风花》的片头,还并不足以体现这部电影情感上的“级别”,因此音乐的情绪没有体现悲伤或者幸福,而是以樱花纷飞的情境跟小河的声音为前提,一边配合这两者创造某种和谐的氛围,一边创造某种安静的“色调”,或者说情绪性的东西(例如“幽玄”、“静寂”等)。因此,比起电影声音在认知层面的水平衔接,垂直存在的这三组声响作为一种“合奏”,我希望创作这种尽量和周围听觉环境相符合的音乐。

    不管是水平还是垂直,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不同点,人们总希望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对电影和音乐的关系来说也是如此。 看这部电影的人,会无意识地在樱花的风景和音乐之间寻找某种意义或者气氛。 与小河的画面相对应的声音是否属于不相容的“异物”?说起来,正是由于影像中的音乐是“异物”,所以脑内的“识别软件”与“声音接收软件”联动了起来。 不过这次只有樱花树这个意象作为某种气氛之类的东西被感知。 电影从无声时代开始就需要音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对人脑中的“异物认识软件”产生了效果。比如说有一个画面是搞笑艺人基顿(キートン)[5]正在奔跑,给画面配上轻快的音乐或者是葬礼式的音乐,那么场景的意义、奔跑的速度等等就会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古今中外的电影都最大限度地呈现出“同样的画面根据不同的音乐产生不同的效果”。《风花》的开头,小河的环境音和笙的音色,在这樱花散落时节创造出的气氛令人十分的印象深刻。但是和刚才基顿的例子里,音乐和影像在水平移动的时间轴中被认知的情况不同。《风花》里,我尽可能地考虑让音乐实现接近于“垂直”般的存在方式。

    正如电影的标题《风花》所示,实际的影像也十分的“风花”:例如樱花花瓣飞舞的景象、宴会中四散的彩纸片……各式各样“风花”般的东西轮番登场。“风花”自身没有声音,有时同小河的环境声一同出现、有时又是和笙的音色一同出现(在画面),这是我对声音设计的想法。至于选用笙,则是因为它不似普通的需要靠旋律来进行提示电影音乐,仅靠瞬间的笙的音响便能改变气氛的冲击感,是我选用这件乐器的重要理由。不属于开头说的“水平的音乐”这种正统的创作方法,而是让耳朵聆听周围的声音之后再发挥作用的音乐。当时常说的“音响”式的做法,是这个方法的最佳选择。这样一来,音乐也会像效果音一样,进入垂直收听的领域。一九九九年当时,被称为“音响”的音乐所呈现的,也是与这次垂直收听有关的事件,关于这点,我还想再写一篇稿子。

    不管怎么说,《风花》 是我第一次的使用非水平的方式,垂直地去思考音乐并应用在了电影上。正好当时也是Filament[6]成立,并制作《Cathode》[7]专辑的时候。实际上应用在《风花》中的东西很多都和《Cathode》中的作曲形成了相互影响。可以说它们的“骨架”是相同的。

    其实这种方法也不是《风花》这个电影首创,某种类型化的电影音乐从一开始就具有这种效果。比如电影《大白鲨》[8]里面的鲨鱼登场的时候的低音就是个不错的例子。无论是音乐还是音响效果的领域里的各种现象,它对恐怖片来说可以算的上声音设计的宝库。 话又说回来,对我来说,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希望能让黑泽清导演的电影赶快火起来。他的电影中的这部分声音上的“冒险”是随处可见的。虽然他目前只有一部作品,并且接活儿还是依赖于电视台的委托。但是我希望如果将来还有合作的机会的话,我还会写一篇相关的文章的。


    3 长号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综艺节目《肥皂泡假日》[9]片尾由谷启[10]演奏的《Stardust》[11]一曲。他演奏的《Stardust》由柔和的旋律配合“花肇”和“花生姐妹”[12]如同短剧一般的精华影像组成了片尾曲。在昭和三十年代的周末晚间时分,一家人围绕在小圆桌前的景象,实在是没有比配合这经典的《Stardust》更贴切的了。《Stardust》这首歌的旋律对我而言,不是纳.京.高[13]也不是贝尼.古德曼,而是谷启先生。这虽是儿时回忆,我却至今仍记忆犹新。

    1996年春天,我和香港的许鞍华导演合作了《阿金》,后期音乐录音的工作是在东京的GOKsound工作室完成的。 前一部作品《女人四十》尽管在商业上和内容上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然而对许鞍华导演来说,这部启用了洪金宝和杨紫琼这两位香港大明星的作品才属于“下一阶段的野心之作”的优秀企划。从制作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部下了成本的电影。这样一来,按理说电影音乐一般都是请有名的作曲家来完成。但不知为何,许鞍华导演似乎是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选择了我。也许是因为他很喜欢我在《女人四十》中的音乐和创作方式吧。其实被同一位导演连续两次邀请做电影音乐的工作我还是挺开心的。并且主演这部电影的还是我很憧憬的武打明星洪金宝,说实话内心是很激动的。洪金宝是我少年时代排名第一的偶像,虽然胖胖的但是打起来很帅不是吗。

    这两部电影的音乐在内容表现上差异还是蛮大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长号演奏家松本治[14]先生那柔和的旋律。这是我希望让观众留下印象的一个点。《女人四十》中的主人公阿娥,在患有痴呆症的公公去世之后站在墓前那场戏中。主题音乐的旋律用长号的音色缓缓地演奏了出来。对痴呆的老人而言某种意义上也许算得上是含笑九泉,对整个家庭而言则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老人的死亡而悲伤,而是一种从老人的负担当中解放出来的意味的场景。我思考的结果是选用长号的音色来表现它。从结果来说,这场戏的音乐得到了相当的好评。你们也许还记得,《阿金》在片尾曲中也有类似的用长号表现旋律的时候。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摄影棚里担任武术替身的人的故事。在片尾滚动字幕的时候,为了表现的更有创意,导演没有使用故事内的镜头,而是将现场拍摄时的画面原封不动地搬上了荧幕。饰演“武戏替身”的杨紫琼在扮演这个人物时拒绝使用替身,而是亲自出演那些危险的拍摄镜头,导致背部受伤严重,险些造成瘫痪。片尾滚动字幕背后的画面恰好就是她在拍摄那场危险的“替身”戏中自己受伤倒下的NG画面,我配合着画面选用了这首主题音乐的变奏。就像我一开始写的那样,长号对我而言,可以说离了它就无法叙述那种电视上或者家里那种昭和时期的风景。是一种陪伴我度过幼年时光的幸福的音色。自己在那个时候的记忆同拍摄现场当中的某处凄凉但是充满了活力的景色形成了某种同步。然而,这个情景下对长号的使用在之后却成为了大问题。

    最开始和香港电影公司的人接触的时候,收到了一些诸如“为什么杨紫琼在拍摄的时候必须要死呢”、“为什么要配上这种她仿佛死了的音乐呢”这样的,令我感到意味不明的反馈。的确,杨紫琼在片尾的镜头里的确拍到了她受伤倒地,但仍然完成了拍摄,谁也看不出她真的“死了”,这部分的音乐也不过是主题曲的变奏而已。按理说不应该会给人以“女主角死了”的印象才对。当时担当日本和香港之间电影音乐创作“桥梁”的铃木清文先生,十分着急地去找片方确认真实的情况,结果回答却令我大吃一惊。原来对上了一定岁数的香港人来说,长号是一件只有在葬礼时才会听到的乐器。

    似乎用长号演奏哀乐在早年间的香港人葬礼上十分的常见,作为西洋乐器的长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我尽管没法完全理解,但是也只能接受这回事。根据反馈,电影公司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主要是高层领导为主)在听到长号演奏的片尾曲之后纷纷感到奇怪,即“为什么杨紫琼在这里死了?”、“为什么非要在这里杀死她(的角色)不可呢?”等等。一度引起了轻微的混乱。《女人四十》片尾响起的长号之所以受到好评,比起老人的死与其他角色的感情通过音乐跟观众产生了某种共鸣这样的理由,这种“令人回忆起葬礼”的音色更能作为一种“说明情况”的功能性音乐唤起香港人的普遍记忆。这是我在创作中首次意识到的事情。

    在这之后跟甲方掰扯了好久,从结果来说最后在电影里还是用了之前写的长号变奏[15],也没有特意重新写别的曲子。好像是甲方的公司高层提出来的反对意见被年轻人给顶住了。年轻人的优点大概就是这样,这年头哪怕听到长号也不会首先反应到“葬礼”。

    尽管是相同的音色,但是根据人与人之间成长环境的不同,以及时代的不同,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这样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本以为是明白的,但实际碰到这样的例子,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原来是明白的,其实不是明白的。对我来说标志着幸福的音色对其他人来说就意味着死亡,现在回过头来看依然会觉得有些震惊。很久以前,一位看了《女人四十》的欧洲记者问我,为什么要在电影里使用那么风格奇怪的音乐呢。根据他的说法,很难看到通常的电影里所呈现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对他来说这是东洋音乐很不可思议的地方。其实我听到这番话也是有些惊讶的。对本人来说这些是极其极其普通的,并且是蛮直接的表现喜怒哀乐的音乐。比如说电影电视中经常被使用的悲伤的旋律、或者是一些让人感到惊悚的音乐。嗯…虽然我觉得全世界的人之间肯定存在一些共通的东西,但是也要根据情况,不要太轻易的去相信这件事。世间由于人的聚集而形成了“记忆”,但对你而言的“常识”可能也并不是什么普通的事情。依据这些记忆形成的“常识”也只有人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才成立。

    在家对着电脑工作的时候,很容易不知不觉就开始打开youtube“摸鱼”了。越是到了Deadline越不自觉地去看它,到底是怎样的心理呢?现在网上的那些古早的爵士乐影像跟以前的电视节目录像是逃避工作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什么心思去争论那些视频是正版还是盗版的问题,毕竟我自己的演出视频也在网上被人上传了不少。我也默认了它们,所以请随意(上传和浏览)。看个视频而已,这点事情也没啥大不了的。

    顺便,之前在这里发现的《肥皂泡假日》的节目录像,实在是太令人怀念,不自觉地就看的入了迷。因为我没怎么看过它的重播,所以真的是间隔了40年的再会。对,就是这个。犬塚弘[16]先生的这个感觉,樱井千里[17]先生的现场反应……满满的都是回忆。当然我最开心的时刻一定是片尾的短剧中谷启先生演奏的《Stardust》。每次都想着“看到这里就要回去工作了”,然后开始赶工……

    哎?《Stardust》的旋律是小号吗?就连正在认真演奏的小号手的剪影也清晰可见的,不是谷启先生吗?[18]难道每周的旋律都是小号吹的吗?不是谷启先生的长号吗?我的昭和时代的记忆呢?标志着幸福的长号声哪去了?嗯…我好像一直在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啊……


    [1] 耳蜗: 内耳的听觉器官。外部振动通过鼓膜和听小骨,传递到耳蜗内部的淋巴液,再通过耳蜗内部的基底膜和听觉神经,传递到中枢神经。

    [2] 《风花》:2000 年相米慎二导演的公路电影,改编自鸣海章的同名小说。小泉今日子、浅野忠信主演。该片讲述了一个因行窃遭到停职处分的公务员和一名打工还债的陪酒女在前往北海道的旅途中失意邂逅的故事。本片于2001年初在日本上映,导演相米慎二同年不幸因肺癌去世,因此本片是他的导演遗作。2002年第25届日本电影学院奖中小泉今日子凭借本片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

    [3] 田口兰迪(田口ランディ,Randy Takuchi),日本小说家、评论家。本名田口惠子。代表作《万能插座》曾入围2000年直木奖。

    [4] 译者注:在电影声音领域,通常把除去对白和音乐之外的声音元素统称为“音响”,或“音效”,该词对应日语里的“效果音”。从影视声音制作工艺的角度,对“音响”的分类会按照环境、人物动作、特殊效果等进行再进一步的细分。此处所指的是“环境音”(Ambient),即体现影片场景所处时间和空间背景、位置信息的声音元素。

    [5] キートン(1973- ):日本搞笑艺人,原名增谷繁树。

    [6] Filament:由Sachiko.M和大友良英在1997年组成的电子音乐团体,GROUND ZERO解散后, 成为大友良英走向弱音表现的契机的重要项目。

    [7] Cathode:大友良英的作曲作品和同名专辑,由纽约的实验唱片公司Tzadik于1999年发行。这张由他主导的专辑中混合了传统日本乐器和电子乐,按大友自己的说法是“通过作曲的变化改变声音聆听方式设定的尝试”。

    [8] ジョ—ズ:即《大白鲨》,是史蒂夫.斯皮尔伯格于1975年执导的惊悚影片。

    [9] 肥皂泡假日:即“シャボン玉ホリデ—”,一档由日本电视台于1961-1972年放映的人气音乐综艺节目。当时的多数音乐界的知名歌手、组合都曾作为嘉宾登上该节目,并留下多首名曲。是日本广播电视史上有名的节目。

    [10] 谷启(1932-2010):原名渡部泰雄,长号演奏家、演员、谐星。1956年加入“花肇与疯狂猫”组合。曾担任著名爵士音乐家、萨克斯演奏家原信夫“Sharps and Flats”乐队的长号手。

    [11] 《Stardust》:早期爵士乐的经典作品,由 Hoagy Carmichael于 1927 年作曲,Mitchell Parish 在 1929 年为其填词。属于爵士标准曲(被历代爵士乐手约定俗成传唱演奏的一批曲目),文中提到的Benny Goodman、谷启等,甚至包括 John Coltrane 在内的著名爵士乐手都cover过这首曲子。

    [12] 花生姐妹(ザ・ピーナッツ,The Peanuts): 日本音乐史上传奇的双胞胎女性歌手组合,姐姐伊藤惠美(伊藤エミ,1942-2012)担当和声,妹妹伊藤由美(伊藤ユミ,1942-2016)担任主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流行乐走向世界。其发行的单曲、专辑累计销售超过1000万枚。

    [13] 纳.京.高(Nat King Cole):原名 Nathaniel Adams Coles(1919-1965),美国著名爵士钢琴家、歌手。代表作《After Midnight》

    [14] 松本治:长号演奏家(1957- ),早年在武藏野音乐大学在读期间开始以音乐家的身份活动,参加过多位音乐人的乐队、乐团。1994年起开始在洗足学园音乐大学担任爵士课程的长号教师。

    [15] (译者注:现在中国大陆地区视频门户网站可见的《阿金》电影版本中,影片片尾并没有采用作者所说的长号变奏版本的片尾曲。经与作者本人联系后得知,该版本的拷贝比当时作者创作片尾曲时的版本略有缩短,故直接在片尾复制沿用了片头的开场音乐。也有可能是受一些盗版拷贝的流通导致。)

    [16] 犬塚弘(Inutsuka Hiroshi,1929- ):日本演员、贝斯手。“花肇和疯狂猫”组合唯一健在的成员。祖上曾是德川家康幕府的家臣。早年曾在IBM公司担任调查统计的工作,离职后在日本爱乐乐团短暂学习过后作为贝斯手与荻原哲晶等人组成爵士乐团开始了音乐生涯。同时作为演员出演了多部电影、电视剧,是山田洋次《寅次郎的故事》的常驻演员。

    [17] 桜井センリ(Sakurai Senri,1930-2012 ):钢琴家、作曲家、喜剧艺术家、演员。原名樱井千里。出生于英国伦敦,早稻田大学第一政治经济学部肄业后开始作为钢琴家进行音乐活动。1960年通过植木等的介绍加入爵士乐队“花肇和疯狂猫”。曾出演山田洋次《寅次郎的故事》。

    [18] 译者注:根据现存的节目影像,《Stardust》曲中的铜管旋律是由小号来演奏,然而根据作者的回忆,当时电视直播的版本是谷启先生的现场长号演奏。此处有待考证。)

  • 大友良英 MUSICS Intro:我本以为爵士乐是老掉牙的东西

    大友良英简介;1959 年出生于神奈川县,吉他手、DJ、作曲家,擅长演奏噪音、即兴、爵士、摇滚乐等。90 年代后期不但作为即兴演奏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演出,也作为电影音乐家参与了几十部电影的作曲工作。个人主导制作数十张专辑,参与制作的专辑数达300 张以上。

    1959年(昭和 34年),我出生在横滨。若论起来战后的日本爵士乐历史,以我的资历还是有些太年轻了。

    现在回想起昭和三十年代的横滨,尽管记忆有些模糊,仍然对当地浓厚的战后氛围印象深刻。休息日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去高岛屋的游乐场,之后会去伊势佐木町的不二家的店里去吃甜点。要是能再被带去中华街逛一下,那可就太棒了。白天的中华街我只记得那些无轨电车和城市铁路——这是当地人最骄傲的风景,但是夜晚的中华街我却有着强烈的印象。花花绿绿的霓虹灯中,琳琅满目的玩具店、商店到处都是。品行不良的大人们和美军士兵们逛来逛去。再往里走一点就是类似贫民窟的场景了,这给当时还是小孩的我心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回去的时候,母亲用惯用的手法跟黑出租司机讨价还价,让我们乘车回去。看到母亲干练的身影,我不禁觉得她非常酷。也许那个时候的街上就已经能够听到乡村摇滚乐或者爵士乐了,但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我的母亲在结婚前,时常出入横滨和川崎[1]的那些演奏爵士大乐队的舞厅。偶尔跟前来的美军士兵一同接班跳舞,尽管在当时这似乎让她的双亲感到十分困扰,但是在抚养我长大时,她已经成为了出色的了不起的母亲。遗憾的是 我没有经历过在战后的舞厅里成长起来的那种戏剧性的体验。当时我们住在一间四叠半、六叠两间的公租房里,家中父亲母亲和两位弟弟,五口人一起生活。家里总是放着音乐。我父亲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是那种连电视也可以自己做的人(在退休隐居后,他甚至自己做了一辆跑车)。家里自制的真空管式收音机和电视,拥有哪怕是单声道的环境也能还放出相当质量的声音组件。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是喜欢看电视听广播,还喜欢听唱片的孩子了。家里有电子管、电阻器、电容器等,电器零件和工具随处可见,后来从中学起,便用这些零件制作收音机、放大器、振荡器[2]来模仿电子音乐。 现在回想起来,虽说我有一个爱好音乐的母亲和一个电气工程师的父亲,但也不能说我是一个音乐家,先说到这里。当时我妈妈和爸爸喜欢听的是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3]和贝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4]的唱片声带上出现的坂本九[5]吧。街上的风景也好,家里也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夜,虽然贫穷,但对孩子来说,总觉得充满了希望,是个快乐的时代。

    这样的我明确地意识到爵士乐是在进入高中的1970年代中期,换算成年号的话就是昭和五十年前后。 从昭和三十年代初开始就有人提出不再是“战后”的说法算起,也将近二十年了。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和学生运动季节都已结束的情况下,用“战后”来称呼这个时代似乎确实有些牵强。与嬉皮士文化一同流行的摇滚、民谣热潮也告一段落的时候,对70年代的高中生来说,爵士乐无论是声音还是流行度,都被视作“老掉牙“的,甚至被视为只有“战后”时期的那群老大爷们才会喜欢的音乐。对那会儿穿着喇叭裤,头发比肩膀还长,并且才16岁的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跟爵士乐产生一星半点的关系的。 如此这般,我开始意识到爵士乐,是在我逃学、出入于爵士咖啡厅之后。在经济高速成长的中期,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我搬到了新建工厂的福岛市,在这里我度过了成年之前剩下的那些日子。 然后呢,逃学之后经常去的那些爵士咖啡厅是当时位于福岛的店铺。人口只有二十多万的福岛有好几家爵士咖啡厅。“帕斯坦”、“涅雅”、hothouse、yakata(都忘了汉字怎么写了),还有高三的时候,新开了一家叫“明格斯”的livehouse。另外也有一家叫做powerhouse的摇滚咖啡馆,现在想来,这些店铺的数量占人口比例的确多。虽然有很多理由,但对日本人来说,爵士咖啡厅在那个时代很流行,是某种类型的年轻人经常聚集的地方。从这层意义上讲,这里的氛围与战后到1960年代的爵士咖啡厅有着微妙的差异。按说这些还在放“老掉牙”的爵士乐的店为什么在70年代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呢?这一点对不了解当时的人来说,也许很难理解吧。按顺序,我先把当时有关爵士咖啡厅的经历大概讲一下。

    我当时在的高中有一个就算放在全国也实属罕见的爵士乐研究会。有个比我大两届的学长非常热衷于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6]的萨克斯演奏,他说服高中成立了社团。话虽如此,对于当时的高中生来说,爵士乐只是陈腐过时的音乐。他那一代人毕业后,部员剧减,几乎濒临解散。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天才的鼓手,但是部员只有他一人的状态也有过。那时候我因为想玩摇滚,于是买了一把电吉他。虽说买了,但也不知道该如何演奏,就连吉他放大器也都几乎没碰过。即使想加入高中的摇滚研究会,由于部员人数过多,还是没有我这等初学者加入的机会。这时我注意到了即将解散的爵士研究会。不光有活动室,放大器和鼓也一应俱全。反正也只有一个前辈在,心想只要进到这里来玩摇滚就行了。真是个没出息的小子!然而现实却适得其反。我被鼓手学长那天才的、充满活力的强烈气场所吸引,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跟在了他的脚步后面,理所当然地出入那些爵士乐咖啡馆。待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无论是爵士乐还是咖啡馆,都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

    爵士咖啡馆的客人大都是在高中里遇不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时间正好是学生运动的季节之后。无论是离开东京回到福岛的学生模样的人们,还是大学在读生,或是隔壁值夜班的大姐,就连我们这样乳臭未干的高中生们,不知道为何,总是有许多人愿意戴着太阳镜。特别是那些从东京来的,看起来像是没有找到固定工作的人们,我尤其喜欢。也许是因为他们把大都会的风带来这座小城的缘故吧,我喜欢那种有点邋遢的感觉。 爵士咖啡馆通常备有让客人自由书写的放笔记本,大姐姐们在写有关恋爱的事,戴太阳镜的人们喜欢聊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7]和 艾伯特·艾勒(Albert Ayler)[8],或是在哲学和政治上展开争论。有写诗的,也有临摹查尔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9]的肖像的。对于想要早点长大的我来说,出入这里的人看起来都是很耀眼的“大人”。

    说到平常的爵士咖啡厅,一般都是将爵士唱片(当然是模拟的黑胶盘)按店主的喜好播放,有时也会应客人的要求播放。尽管很多店面都不大,除了柜台之外可能只有两三张桌子,但是这些店里几乎都有摆着像JBL或者Altec牌子的大号扬声器,当时的普通家庭中是接触不太到这样高品质的声音的。耳熟能详的音乐家比如Charlie Parker、John Coltrane、Miles Davis、Eric Dolphy[10]、Orrette Coleman[11],他们的唱片是“明格斯”咖啡店里的惯例歌单。还有当时流行的Keith Jarrett[12]、Terje Rypdal[13]等ECM厂牌出身的音乐家,Albert Ayler所属的ESP厂牌系列,或者总是发型日语版胶盘的Derek Bailey[14],以及Evan Parker[15]背后的Incus厂牌等等。特别是“帕斯坦”和“涅雅”这两家店经常放一些国内外风格激烈的自由爵士。比如开大音量的山下洋辅三重奏[16]《キアズマ》、Miles Davis《Get up with it》专辑里的《Rated X》,将我对“爵士乐是老掉牙的东西”这种偏见认知一下子给打碎了。这是我还没有了解Charlie Parker之前的故事。曲风激烈的自由爵士演奏和Miles Davis使用的电子音色,是足以引起小孩子破坏冲动的躁动的音乐。 有时从东京来个自由爵士乐的音乐家开演唱会,或者举办8毫米胶片电影的上映会。这个时候在”帕斯坦”仅有几面之缘的阿部薰(Abe Kaoru)[17]给我带来的冲击到底有多大,虽然当时还是懵懵懂懂,但是后来这冲击像Bob Dylan对我的影响一样,持续了几十年。以此为契机,我深深迷上了日本的自由爵士乐。不仅仅是演唱会。店内从漫画到爵士乐和艺术系的杂志、写真集之类的也不放过。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小城市的爵士咖啡馆成了信息交换和口头评论的场所。对我们高中生来说,能够借此缝隙得以一窥大人的文化圈则是非常刺激的事情。因此,原本以为是战后老古董的爵士乐,在我眼里突然成了窥探大人们的地下世界的窗口。

    话虽如此,我觉得这个时代的人们似乎都在朝着与爵士音乐毫无关系的方向发展。不久之后,能满足年轻人破坏冲动的朋克音乐登场,地下乐队也有噪音音乐登场,就连亚文化世界里也感觉不太到自由爵士乐了。再加上现在世上流行的音乐已经变成了New Music、Fusion、Techno这些。所以到了一九七九年,我怀揣着想成为演奏自由爵士的爵士乐音乐家的梦想来到东京的时候,阿部薰和间章[18]都去世了,总觉得这个时代变得明朗了。那个曾在福岛的爵士咖啡小屋里通过爵士乐见识到东京地下文化的高中生,来到东京一看,发现自己不过是个过时的乡巴佬。 时值平成20世纪末,到了1999年。这一年我制作了名为《斩杀山下毅雄》( 山下毅雄を斬る)的专辑。这是将活跃于昭和30-50年代的电视音乐作曲家山下毅雄[19]的作品整理集合后重制的专辑。《未来少年柯南》(1965)、《铁甲人》(1967)、《冒険ガボテン島》(1967)、《七人の刑事》(1978)、《时间到了》(1970)、《大冈越前》(1970)、《鲁邦三世》(1971),如果是年龄在一定程度以上的人,一定会回想起那旋律。在听他的作品时,我在很多人的帮助下得以听到不少山下先生的原声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电视音乐。其中大多数都是童年住在横滨时,从老爸做的电视机或者装好薄膜唱片的播放器里实时听到的,而且几乎都是之后一次都没听过的作品。仿佛是冷冻保存的东西突然解冻出现在我眼前一样,连儿时的记忆和满是灰尘的街道的气味都解冻了。但是,越听越觉得,这些四十多年前的音乐,已经远离了当时我对那些风景的记忆。不知怎的,总感觉19世纪70年代在福岛的爵士咖啡厅里听到的日本的自由爵士乐,和我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日本的爵士乐真正意义上打破“美国爵士乐的复制品”这一枷锁,走出自己独立主张的道路的时候,大概是1960年代末的自由爵士时期吧。现在回去听当年的音乐,高柳昌行[20]的吉他大约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就已经脱离了欧美的演奏风格,奏出了只属于个人的强烈的声音。山下洋辅三重奏的自由爵士演奏也与美国的自由爵士乐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至于阿部薰,他本人的想法暂且不论,他的音乐可以说更接近与不久之后出现的朋克音乐,和爵士的距离稍远。但是为了称呼方便,我们暂且也把它叫做爵士乐或者自由爵士乐。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和Orrette Coleman的“自由爵士”、以及Albert Ayler、Derek Bailey等人不太一样的一些独特的东西。 那么,在那之前日本的爵士乐是怎样的呢?作为爵士乐专辑留存下来的东西,恕我直言,暂且不论其演奏的优秀和精彩,听起来还是美国爵士乐的强烈影响下的“拷贝音乐”。但是如果从爵士乐的角度看同时代的电视和电影的音乐、歌曲,就会发现完全不同。

    比如说坂本九的《明日があるさ》(还有明天)等爵士风的编曲被改动过的作品,或者是花肇与疯狂猫(ハナ肇とクレージーキャッツ)[21]的热门作品等,希望大家能回想起来。那些作品大多数的编曲也不过是沿用了爵士大乐队的编曲套路而已。但是,只有用日语才能表现的无非是和爵士乐相去甚远的东洋风旋律。以及为了配合旋律从爵士乐那里学来的有些牵强的和弦进行作为织体。将日语的旋律强行引向摇摆乐(swing)风格节奏的手法……这些折中方案形成的编曲,确实正在形成某种不可思议的音乐……怎么说呢,过了很久才发现,小时候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它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也许是因为这种声场已经融进了血肉,我甚至觉得这些都是很普通的音乐。 但是,冷静下来,稍微隔一段时间听一下,就会发现音乐除了日本那个时代之外哪里都不存在,非常的有个性。大概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人之外听起来都很异想天开。 这一现象如实反映在前面提到的山下毅雄作曲的《七个刑警》的电影版音乐中。时间是六十年代中期。由鼓手川口让治( ジョージ川口)[22]、萨克斯为松本英彦等人演奏。他们是当时日本爵士乐的顶尖人物。幸好当时的录音带也几乎完好无损地被保存下来,我们才得以了解到当时录音过程的全貌。确实,在内容上明显受到爵士乐的影响,毕竟山下毅雄经手的主旋律与其说是爵士乐,更像演歌般的布鲁斯。松本英彦的萨克斯不管吹的是哪首爵士乐曲目,都一样具有个性和说服力,至少我听起来是这样的。

    同样是松本英彦[23]的演奏,你也可以对比一下水原弘[24]演唱的《黑色花瓣》(黒い花びら)中的萨克斯风。吹奏这段的并不是“日本的索尼·罗林斯(Sonny Rollins)[25]或者本·韦伯斯特[26]”,而是只属于松本英彦独有的原创音乐。音乐原声里很多时候川口让治只是在用鼓刷一个劲地打节奏,或者制造“只有铜管在演奏”的、稍加变化的编曲。这种声音本来应该只有作为电影的效果音乐制作时才会出现,但和当时他们的音乐会以及爵士乐唱片里演奏的东西相比,实则是非常自由的音乐。这已经脱离了美国爵士乐的文脉, 形成了独特的音乐形态。几年后的1968年,当山下毅雄为特摄剧《铁甲人》进行配乐的时候,除了十分明显地活用了自由爵士时期的作曲技巧之外,还加入了事先编排好的电吉他。那充满个性的音乐实在是让人觉得余音绕梁。

    而且,日本爵士史上第一张正式的自由爵士乐的录音是1969年的《we are create》,而《铁甲人》中的音乐则是比它更早的作品。在日本爵士史上都无法言说的这种“异型”的自由爵士乐,到底是由谁演奏的呢?至今没有任何线索了,实在是非常遗憾。 也许当时的爵士音乐人在作这些歌曲伴奏和电影配乐的工作的时候,只是把这些当成普通的工作、或者说“接行活儿”,也许在思想上同那些以表现自我为主的演出是相分开的。也许只是按照作曲家要求的只把这些当成是普通的录音工作。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可能从“爵士”二字的束缚中挣脱开来。这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从侧面表现了他们自由创作的一面呢? 虽然我写文章的时候说他们是在“接活儿”,但是由于没有确认过,所以其实不该轻易去这么说。但是从保留下来的录音中能够确认的是,这些音乐家们并没有因为是录伴奏就偷工减料,而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完成了录制的工作。正是因为这些以爵士音乐家自居的人,在创作歌谣曲和电影电视配乐的时候没有看不起这些被他们称作“小寿司”(シャリコマ:形容米饭量较少的小号寿司)的音乐。就结果而言,我们这才听得到这样高水准的原创……我不禁会去这样想。  

    日本的自由爵士乐,并不是一味的模仿欧美。这是音乐人们在和“爵士”保持距离的同时,思考并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的结果。从这层意义上说,日本的音乐家们在思考爵士乐对于自己而言的意义和位置,并反映到音乐中,大约从六十年代末富坚雅彦[27]他们搞自由爵士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有点讽刺的是,那些被他们称作“小寿司”的电影电视配乐的这个圈子里,像它们这样无意识创作出个性十足的音乐的创作经验是在战后不久……不对,也许战前就有了这样的音乐?这也许是我强行为了让日本的大众娱乐——本来和爵士乐没有半毛钱关系的东西——同爵士乐之间强行理清条理的说法。可能不太严谨。 在这种不自觉的混乱中,再加上摇滚、电子乐器、以及当时“French Pops”的影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同时却又创作出了非常独特的音乐,这就是上文提到的山下毅雄。请用现在的耳朵听一下《来自未来的少年-——超级杰特》的主题曲。用电吉他的声音来假装的“冲浪音乐”,轻松地超越了真正的“冲浪音乐”(Surfing)[28],并且不自觉地让人跳脱地联想到“Recommend Sound”[29]。在口笛的音色上加入了大混响形成的喇叭般的音色,搞不明白这是从哪个世界来的音乐。仿佛是故意让人“崩溃”一般地想到啊,啊,那首歌是未来之国的音乐……姑且不论这一点,如果听了这首歌,自由爵士乐的这种脱离现实感反而会让人联想到高雅的绅士。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电视和收音机里经常播放这样的音乐。而且如果去电影院的话,伊福部昭[30]的《哥斯拉》配乐会以一个很大的音量向我袭来。进入70年代,在不知不觉间迷上的爵士咖啡馆里接受了自由爵士乐的洗礼,我完全沉浸在了那样的一个世界的背景下。昭和30、40年代的那段时光,真的是毫无防备地一般直击大脑,令人无法忽视那些歌谣曲和影视配乐的存在。 那个时候的爵士乐已经和日本的艺能界在混乱中“同居”到了一起。那个样子仿佛驻日美军走过那个尘土纷飞的横滨街道一样。 音乐家可能并没有自觉地思考过爵士乐和日本的关系,但是在被称为“接活儿”或是“小寿司”的音乐中,有着只有日本人才能表现出的那种坚韧的、个人风格十足的感觉。那种异样的、不可思议的音乐,是昭和30、40年代还是孩子的我,无法掩饰的原点,或者说是和血肉融为一体的“原型”。

    在翻录山下毅雄的音乐的过程中,我发自内心地想要正面面对一直以来没有碰过的、一直在回避的二十世纪的自由爵士乐,这就是现在ONJO(Otomo Yoshihide‘s New Jazz Orchestra ,大友良英组件的实验爵士乐团)开始的契机。1979年,我来到东京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想做自由爵士乐。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中,特别是80-90年代,从结果来看我变得了保守了,仿佛是否定自由爵士乐一般,再开始把兴趣转向其他的音乐了。我把自由爵士乐强烈地封印在自己内心深处。但是在这个山下毅雄的作品中,我听到自己孩提时代一直沉迷的那些歌曲和电视电影配乐和70年代爵士咖啡馆遇见那那些日本的自由爵士乐,我突然觉得它们是很具有一致性的。这么一想,越来越想尝试演绎那些过去被称作自由爵士的音乐在我如今视角下的样子。当然,不是照搬老样子。

    我们没法选择父母。对我来说,这种不自觉和自觉的,基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过程产生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异型的音乐,也许就是我无法选择的“父母”吧。 ONJO的音乐也变得像这种“父母”了吗,至今为止刚结成九年,它应该是什么都不像,也无法命名的音乐。作为“本家”的爵士乐,按说应该成为进博物馆保存的,“老不死”的音乐,如今我的乐队却以“爵士乐”命名。换句话说,做一个昭和30年代出生的,创作和爵士乐也相似但又不相似的日本音乐家,我觉得也不错。即使是这样,我本人也打算正视日本战后诞生的异形爵士乐的同时,创作现在的音乐。


    [1] 川崎:东京和神奈川县中间

    [2] 振荡器(Oscillator),通过振动发出声音信号的电子器件。常用于电子音乐、声音合成等领域。

    [3] 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 ,1933-1977),著名歌手、演员,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代表作《白色圣诞节》、《与我同行》等。参演过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王》,唱片《平安夜》销量高达三亿张。

    [4] 贝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1909-1986),本名 本杰明·大卫·“班尼”·古德曼,美国著名单簧管演奏家,被誉为“摇摆乐之王”。从他的乐队里走出了第一位将电颤琴(vibraphone)引入乐队的莱昂内尔·汉普顿(Lionel Hampton,1909–2002年), bepop音乐的开创先锋查利·克里斯蒂安 (Charles Henry Christian,1916-1942), 著名爵士乐和流行音乐歌手佩吉.李(Peggy Lee,1920-2002)等音乐家,可谓是人才辈出。

    [5] 坂本九( Sakamoto Kyū 1941-1985),著名日本歌手、演员。 《昂首向前走》(上を向いて歩こう)、 《何时都有明天》(明日があるさ)、《中华之夜》(チャイナの夜)等。

    [6] 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1920-1955),中音萨克斯演奏家,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市。与 迪齐·吉莱斯皮一道创立爵士乐的比波普(bepop)风格。由于酒精和毒品的缘故英年早逝,但是其天才般的即兴演奏至今仍受到压倒性的赞誉。

    [7] 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1926-1967),高音、次中音萨克斯演奏家、作曲家。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哈姆雷特,是硬波普(Hardbop)、自由爵士等风格的先锋和开拓者。 他重新改造了现代爵士乐,并影响了整个时代的音乐家。曾经加入过Miles Davis的乐团。 爵士乐评IIra Gitler创造“纸片声”(sheets of sound)一词去形容柯川所发展出的音乐风格,意指柯川为了在一个小节内尽可能地填入最多的内容,必须要将演奏速度加快,每分钟上百个音符如瀑布奔流,以达到声音质量“薄如纸片”。代表作《Giant Steps》、《Coltrane》等。

    [8] 艾伯特·艾勒(Albert Ayler,1936-1970)萨克斯手、歌手、作曲家,出生于美国克利夫兰,六十年代自由爵士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代表作《 Spiritual Unity》。

    [9] 查尔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1922-1979)贝斯手、钢琴家、作曲家、乐队指挥,出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因坚决反对种族歧视、并以此为主题创作了大量作品而闻名。

    [10] 埃里克·多尔菲( Eric Allan Dolphy, Jr.,1928-1964),美国著名中音萨克斯、低音单簧管和长笛演奏家,出生于洛杉矶。他在爵士乐演奏中拓宽了中音萨克斯和长笛的边界,是早期爵士乐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代表作《Out to lunch!》。大友良英的爵士乐团“ONJO”曾在2005年翻录并发型过这张专辑。

    [11] 奥尼特·科尔曼(Orrette Coleman,1930-2005), 美国爵士乐萨克斯风演奏家、小提琴手、小号手和作曲家。“自由爵士”一词的创造者(该词来自于他1960年的代表作《Free Jazz》)。科尔曼的演奏风格强烈,音色受到蓝调音乐的强烈影响。70年代后创造性地使用“Harmolodics”一词来诠释爵士乐即兴演奏的相关理论。晚年录制专辑《Sound Grammar》,获得2007年的普利策音乐奖。

    [12] 凯斯·杰瑞(Keith Jarrett,1945- ),美国爵士钢琴家、作曲家。曾与Art Blakey合作,游走于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之间。2003年获得有着“音乐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极地音乐奖(Polar Music Prize)。

    [13] Terje Rypdal,1947- 。挪威吉他手、作曲家。挪威爵士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吉他之神”。在爵士、先锋、New Age等音乐领域均有建树。ECM厂牌领军人之一,曾为电影《盗火线》作曲。

    [14] 德雷克·贝利 (Derek Bailey,1930-2005),英国前卫吉他手,实验音乐家。致力于爵士乐即兴演奏、无调性音乐、噪音等声音艺术的探索和实践。70年代联合创办了唱片厂牌Incus,是英国第一家由音乐人拥有的独立唱片公司。1975年创办《Musics》杂志,被誉为“即兴体验艺术杂志”。

    [15] 埃文.帕克(Evan Parker,1944- ),英国次中音、高音萨克斯演奏家。 是欧洲自由爵士乐和自由即兴创作的关键人物。他开创并扩展了一系列演奏技巧。代表作《 The Music Improvisation Company》。

    [16] 山下洋辅三重奏,由钢琴家山下洋辅( Yōsuke Yamashita,1942- )组织成立的演奏自由爵士的音乐组合,成员由中村诚一(次中音萨克斯)、武田和命(次中音萨克斯)、坂田明(中音萨克斯)、森山威男(鼓)、小山彰太(鼓)等人轮换组合,1983年解散。

    [17] 阿部薰 (Abe Kaoru 1949-1978),中音萨克斯演奏家,1970年曾与高柳昌行举办二重奏音乐会《解体的交感》而一夜成名。其极具破坏力的演奏方式和生活态度,哪怕是英年早逝之后许多年过去,仍拥有大量的拥趸。妻子是著名作家 鈴木 いづみ(1949-1986)

    [18] 间章( Aquirax Aida,1946-1978),音乐批评家、制作人。1969年从立教大学退学后开始从事音乐批评活动,策划了阿部熏和高柳昌行的《解体的交感》音乐会。七十年代期间从事了大量音乐相关的企划和活动,1978年因脑溢血逝世。

    [19] 山下毅雄(Takeo Yamashita,1930-2005),日本作曲家、编曲家。毕业于庆应大学。除了电影、动画之外,还为舞台剧、电视节目、特摄剧、电视连续剧等创作了大量乐曲、歌谣曲等,一生创作颇丰。

    [20] 高柳昌行( Masayuki ‘Jojo’ Takayanagi,1932-1991),日本自由爵士吉他手、实验音乐家。早年曾是音乐家社团“新世纪音乐研究所”的灵魂人物。1969年与吉泽元治(贝斯)、丰住芳三郎(鼓)三人组成“ New Directions ”乐队并发型专辑《Independence》。

    [21] 花肇与疯狂猫(ハナ肇とクレージーキャッツ),日本爵士乐队、搞笑艺人、歌手组合。于1955-2006年间开展活动。由植木等(吉他)、 花肇(鼓)、犬塚弘(贝斯)、安田伸(次中音萨克斯)等成员组成。早年曾在盟军司令部(GHQ)营地周边展开演出活动,出演过大量综艺节目、电视剧、电影等。是昭和年代的国民人气组合。

    [22] 川口让治( ジョージ川口,1927-2003),日本鼓手。被称为“爵士鼓之神”。曾获得文部大臣奖、紫绶奖章等荣誉。代表作《 BLOW! BLOW! BIG 4》。

    [23] 松本英彦( Hidehiko “Sleepy” Matsumoto,1926-2000),享誉世界的次中音萨克斯演奏家,乐队指挥。

    [24] 水原弘( みずはら ひろし,1935- 1978)日本歌手、演员。代表作《黒い花びら》(黑色花瓣)、《君こそわが命》(你才是我的生命)等,其中《黒い花びら》在其出道当年一举获得第一届日本唱片大奖。此后多次参与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他凭借独特的低沉嗓音,在当时的年轻女性中风靡一时。

    [25] 桑尼·罗林斯( Theodore Walter “Sonny” Rollins,1390- ),美国次中音萨克斯手。桑尼·罗林斯被广泛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爵士音乐家之一。在他七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作为领导者至少录制了七十张专辑。在他自己创作的乐曲中,《St. Thomas》,《Oleo》,《Doxy》,《Pent-Up House》以及《Airegin》成为了爵士经典曲。

    [26] 本·韦伯斯特( Benjamin Francis Webster,190901973),美国萨克斯演奏家。与Coleman Hawkins和Lester Young一起被称为爵士乐史上的三个最重要的“Swing Tenors”(摇摆次中音萨克斯手

    [27] 富坚雅彦(とがし まさひこ,1940-2007),鼓手、打击乐家。年少即作为天才鼓手名噪一时,1965年与山下洋辅结成四重奏,是日本最早演奏自由爵士的音乐人之一。1969年作为鼓手和高木元辉(萨克斯)、高柳昌行(吉他)、吉泽元治(贝斯)合作的《we are create》堪称录音史上的杰作。

    [28] サ—フィンサウンド(Surfing Sound):1950年代末流行于冲浪爱好者之间的人气音乐,本来以乐器演奏为主的音乐形式,后来加入了歌唱。具有代表性的歌手或组合比如Beach Boys(沙滩男孩)和John Dean(让.迪恩)等。

    [29] レコメンサウンド(Recommend Sound):克里斯.卡特勒于1978年3月于伦敦设立的唱片品牌Recommend Records。签约艺人有Absolute Zero、Art Bears、ZNR等。这些极具独特且多元倾向的声音风格被称作“Recommend式声音”

    [30] 伊福部昭(いふくべ あきら,1914-2006):作曲家,编曲家,日本北海道出身。早年受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影响立志从事作曲,在创作上追求日式风格的管弦乐。代表作《日本狂想曲》、电影《哥斯拉》系列配乐。2018年,55223号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